连载⑤丨黄薇：后山浮动而来的薄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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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山浮动而来的薄暮

文/黄薇

我们一年能够吃梨吃到饱一回，吃的这种梨叫作后山梨。公安局背后院子里栽的那棵梨树也是这个品种。县城也有叫火把梨的小梨，黄白色的皮，熟时屁股带把儿的那端有一片红色泅过来，模样十分好看，味道酸甜。

在县城后山梨居多，远处的农民背到街上来卖，两分钱一斤。后山梨原本属于晚熟的品种，有些农家很珍惜地让梨挂在树上，到晚秋的时候它们已经十分成熟了，卖的钱要稍微高一些。这时候县城里的一些讲究的人家便要将梨买回来，将它们放在一只干燥的大坛子里，上面盖上一层从山上采来的松毛，直捂得它们散发出一种馥郁的果香，香脆得只开一个小口子就可以将它们用手掰成两半，到冬天围着火盆烤火的时候，便从坛子里寻一两只全家吃来解渴。

当然，保管它们的时候一定不要沾上酒气，否则它们就成了酒梨，香气过头，吃了怕是会醉人的。妈妈吩咐我们：“梨吃多了烧心！”

我们点点头表示听话，可是妈妈一转身，就有好几只梨落进我们的肚子里去了。

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寻来那么多的梨，藏在桌下边的坛子里，拿出来表面的皮还是好好的，里边的果肉却成了深棕色，绵软得失去了更多的水分，但也香甜得很。最上边那层梨看起来有完好的外皮，但果肉却稀溜溜的，快成水了，我们也舍不得丢掉。好在它们并无怪味，只好用嘴吸来吃掉，却不复果肉应有的味道了。

同妈妈一个办公室的周伯伯家就住在后山，离县城很远，大概在泸沽的方向，要翻过许多小山和一座稍大的山才能走到。在我们的想象中后山是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后山也应该是一座稍大稍高的山，后山梨最正宗的产地应该是那儿。

周伯伯家在农村，他的大儿子、大女儿都在农村，小儿子叫周安安，跟着他在县城念书，也念小学，比我高一个年级。瞿小桃家搬走后，沈伯伯又搬过来，再后来，沈伯伯家搬去了西门，他住的那一间房分给了我家，我家的住房便多出一间来。

周伯伯家住在平房的最当头，有并排的两间房，厨房搭建在外边，与我们家厨房并排，中间只隔了一道竹篾笆。

从前我家的厨房在并排的平房的那头，与这边的厨房成对峙状，有一年下大暴雨，将一半的土基墙泡垮了，导致原来厨房的一面墙倒塌掉了，幸亏这是发生在夜里，并没有伤着人。但从此那间厨房就废弃了，我家在平房的这头重新又搭建了一间新厨房。

周伯伯身材高瘦，常年穿一件深灰色的衣服，他少言寡语，虽然有个周安安同他住在一起，家里却是少有的安静。他家门前也是极简的，没有像大院里的其他人家那样，门前无论如何都要摆上瓶瓶罐罐、栽上花花草草以示各家的区别。周伯伯家唯有窗台前放着一只罐头瓶，里边是红色的液体，还有一层厚厚的东西在瓶子底部漂浮着，散发着有点酸，又有一点甜的味道。红茶菌，无论是在县城，还是在县联社大院，都是少见的。每当我走过周伯伯家门前，嘴里就会有一股津液往上涌。

周伯伯时常不在家，大概是回后山帮家里做农活去了吧。当我发现只有周安安自己在家的时候，总要喊一声：“周安安起床了，上学了！”周安安竟然在房间里应了一声，那声音懒洋洋的，像是刚被我叫醒的样子。我学妈妈的样子叫他起床上学。周伯伯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总觉着要帮忙叫周安安起床。

周安安长着一双圆亮的眼睛，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。大概因为家在农村，周安安同我们有一些距离感，学校放长假的时候，他就回后山了，很少同我们玩在一起。有一次，周安安在房前的石头上用榔头敲杏核儿，一上午就敲了一小堆。在县联社，男孩子将杏核儿用来做游戏，一般是趴在地上弹。杏核儿里边的红衣裹着的白米子可以拿去医药公司卖钱。桃核儿却没有什么用场，医不了病，卖不了钱，再加之它的肚子有些圆鼓鼓的，不便于在地上弹，被孩子们嫌弃到一边，落在地上也没有人捡。周安安见我们好奇，便很快收了他的杏核儿回到他的房间去了。我们知道他这是拿去医药公司卖钱，并不知道最后卖了多少钱。

一天，周安安家炒了刷把菌来吃，给我们家端了半碗来品食。夏天几场雨过后，山上各种菌子被采下山来卖钱。县城几乎家家买来食之，但都是买常吃的、有信心识得的几种来吃，不认识的无论长得再好看，也不敢轻易尝试。我们这个地方吃菌子中毒的例子多的是，也有从知青点传过来的消息，说是先锋公社那边有几个知青吃了有毒的菌子被闹着了。更有一种传说，说那些吃菌子闹着的人是误食了马桑树下的菌子。为什么马桑树下的菌子吃了会闹人，也没有个令人信服的说法。

妈妈大概思考过很久，最后她给我这么一个答案，就是马桑树下有蛇，蛇吐出的毒气很快就将菌子吹胀了，菌子长得很大，人们往往不知道这些菌子有毒，采来吃了就中毒了。

刷把菌是很好吃的，有一种淡淡的酸酸的味道，与青辣椒并炒，也相得益彰。我们家还是第一次吃。它与青头菌的滋味有云泥之别，不似青头菌那般有夏天的青青北山坝的气息和软糯滑爽的口感。这也是我们家同周伯伯家少有的邻居间的你来我往。直到后来我才恍然明白，那个时候爸爸长期在外工作，周伯伯家在农村，虽然妈妈与周伯伯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，但妈妈和周伯伯在刻意地注意男女间微妙的相处距离。

转眼就到秋天了，天气越来越凉。我去办公室找妈妈，奇怪的是，好多次都没有看到周伯伯坐在她的对面办公了。然后才想起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周伯伯家的动静了。周伯伯和周安安，这是去哪里了呢？这么一想，经过周伯伯门前我才注意到，他养着的那瓶红茶菌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出了我家这排通道，听到李海洋的妈妈同我妈两人同时说：“吃饭了吗？”

我刚要近前去，却听见我妈和李海洋的妈妈在说什么，我仔细听。大人不管在什么时候碰面都问“吃了没有”。哪怕两人在厕所门口碰面，都说：“吃了吗？”女人通常说：“吃了吗？”男人碰面，有的说：“吃了吗？”也有的说：“干饭了吗？”说“干饭了吗？”的一般是冕宁人，另一个就回答说：“干了。”可是我们小孩碰面就从来不说“吃了吗？”

李海洋的妈妈说：“老周也真是的，顶班也不让儿子来顶，让女儿来顶……女儿迟早要嫁人，儿子才是靠山啊。安安还小，老两口一时半会没人靠哩。”

我妈鼻子里吸溜着鼻涕，“谁家孩子不为顶班争得头破血流呢？这孩子心气重，气性大……”

“听说喝的农药？”

“快别说了，我是听一回，心里惊一回……唉，挺俊的小伙子！”

“老周真是太造孽了，太造孽了......”

“唉！”

两个人唉声叹气的，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。我这时已经站在屋檐下了。妈妈这个时候一眼看见了我，说：“又听事儿，你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在说谁。”我说。

我的心里抖抖的，像有一根刺扎在心上。周安安没有哥哥了，周伯伯只有周安安这一个儿子了。

我大约记得周安安哥哥的模样，他长得结实，个头像他的父亲，身材颀长，脸上满是阳光般的朝气，有一口洁白的牙齿。他进城来过几次，办完事情便回后山了。我也见过周安安的母亲，她是进过城的。她头上包着一张青色的头帕，像一只巨大的盘子盖在头上。

在模模糊糊的光线里，我的眼泪掉下来了。

那天，从北山坝更远的后山浮动而来的薄暮，大概是我记忆里最早察觉到的人间的忧伤。忧伤无迹可寻，但它分明是暮色的一种形式，它缥缈，寂静，悄然而至。